地摊经济成为网络热词，并从人间烟火气息浓重的成都迅速蔓延至全国，摆地摊也被国家视为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小摊小贩这一曾经在城管的驱赶下东躲西藏的群体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大街小巷，甚至有的小摊贩还是城管主动联系让他们开张。随着地摊经济越来越火，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也在逐步完善从地摊生鲜直供、智能地摊车、地摊机器人，到地摊交易所和地摊创投基金纷纷应运而生。地摊经济也让人力资本利用率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个体得到更大激励。

一、国家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政策为地摊经济保驾护航

3月18日，国家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定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

5月26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6月1日上午，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地摊经济”顿时备受关注，不少地方给流动摊贩松绑。

以成都为例，截至5月28日，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复苏了城市烟火气，也让经济逐渐恢复。

在重庆，地摊商户也逐渐活跃起来，从早上车站旁排列的早餐车，到地铁站门口摆放的水果摊，再到夜市商圈里陈列的服饰摊……

《法制日报》记者走访重庆沙坪坝区和石桥铺区两个主城街区发现，两个地方的政策稍有不同。石桥铺作为重庆的老街区，是重庆“地摊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大街小巷地摊商户络绎不绝。有商户表示，城管已经大面积开放地摊摆放区域，对商户的限制也逐渐宽松起来，只要不占用消防应急车道，一般不会采取追赶措施。而沙坪坝区的商户则没有获得如此自由的经营权限。有商户称，沙坪坝城管表示并未接到上级通知，对于地摊商户还有一定的管理与限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已有上海、济南、南宁、郑州、南京、成都、合肥、厦门、陕西、辽宁、江西、甘肃、长春、杭州、长沙、石家庄、南宁、青岛、宜昌、黄冈、德阳、攀枝花、广安、南充、资阳、遂宁、彭州等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二、回头一看，曾经很多企业家都摆过地摊

曾几何时，地摊经济非常火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氛围很浓的那些日子。无论是工作之后的副业，还是进城打拼，地摊门槛低、不需要工业化支持，现在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在那段时间依靠摆地摊起家的。

（一）潘石屹

潘石屹前几日在微博讲述了自己的摆摊故事：在1978年之前就开始摆地摊，卖辣椒，卖香瓜，几乎每天都有故事，城里小孩儿们经常偷我的瓜，我护着瓜，他们就会往我身上扔泥巴，溅脏水。有人评价：原来这就是潘总为什么总能这么坚强的内在动力之一。

（二）刘强东

刘强东26岁时，在中关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小摊位，售卖刻录机和光碟。买了一台电脑之后，刘强东兜里大概还剩400块钱。善于观察研究市场的刘强东，在摆摊一个多月后发现中关村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他想要做点什么。1998年，刘强东开了中关村第一个明码标价的柜台，卖的所有货全部都是正品行货，“都是一样的价格，不卖假货、水货。”刘强东很早就意识到了服务的专业性，对于当时很火的VCD制作系统，很多人是只管卖货，不管培训。

但刘强东不仅价格公道，还负责培训，很快就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源，经常有很多人排队来找刘强东买货。大概坚持了半年的时间，所有买电脑的人都认识了“京东多媒体”这个品牌。6年的时间里，刘强东的京东多媒体在中国的门店延展到10余家。

（三）柳传志

20世纪80年代，已届不惑的柳传志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他怀揣着中科院20万元的投资主动创业，于是，联想诞生在了一间20平方米传达室里。成立之初，最令柳传志头疼的是不知道公司的发展方向。

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于是，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柳传志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到1987年时，柳传志又被一家私人的进出口公司骗走了300万。当时柳传志拿着板砖在骗子家蹲守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笔钱追了回来。那段时间被柳传志称为：“联想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困难无奇数，从来不动摇”，这些经历让柳传志在商场上变得敏锐起来，逐渐养成了他稳健的做事风格，并一直贯穿整个联想集团的业务发展。

（四）周鸿祎

在河南出生的周鸿祎，也做过地摊生意，不过他摆的地摊显得要更有技术含量一些。小学时期，为打抱不平，周鸿祎用双节棍教训了一下另一个班的小同学，很快对方带着一帮人来报复，把周鸿祎的脑袋、腰间等都打破，他去医院缝了好几针。为了给对方赔罪，他还买了一条烟，总共花 50多块钱。

50多块钱对那时的周鸿祎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就想怎么把钱挣回来。当时高中同学刚考完高考，下一级同学正补课，周鸿祎就把同学的参考书都收集起来，到校门口摆摊卖。在练摊儿的时候，他看到有人拿着电脑，摆摊算命，还打着所谓的“科学算命”的旗号，一次一块钱，比他练摊好赚多了。

从小就玩编程、后来成为优秀程序员的周鸿祎觉得，这事对于他来说太容易了。于是他回到家，花了半个小时就写出一个小程序，然后叫了两个同学，到电影院门口摆起个小摊，写上“电脑算命”。摆摊用电脑算命的生意不错，这让周鸿祎挣了好几个50块。

凭借着对计算机的无限热爱，周鸿祎经过20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互联网第一口水战，到改变互联网格局的3Q大战，从免费杀毒到360成功在美国上市……他最终蜕变为了尽人皆知的“互联网英雄”。

（五）陈光标

陈光标1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创业致富的探索，那时，上小学的陈光标，利用中午放学时间，用两只小木桶从二三十米深的井中取水，再用小扁担挑到离家1公里的集镇上叫卖，一分钱随便喝，每天能赚个两三毛钱。

十三岁暑假的时候，陈光标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跑十几里路去卖冰棒。后来，陈光标又做起贩粮的买卖，从开始的骑自行车贩粮到用拖拉机贩粮，从一天赚个5、6元钱到一天能挣到300多元钱，陈光标在致富路上尝到了甜头，17岁那年暑假结束的时候，陈光标挣了两万元钱，成了全乡第一个“少年万元户”。

1995年，在南京新街口的一个药店，陈光标发现了商机——卖168元一台耳穴探测治疗仪，“我看这个玩意儿蛮好的，168块钱买回来以后，在原有的原理上和基础上，找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改装。”

陈光标买了一个二手的电脑外壳，又找了人画了人体图像，在图像的胃、肝上插了发光管，带着这个改装后的仪器在新街口摆地摊给人看病。后来，陈光标在江苏省拿了发明证书、江苏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之后，进行生产销售。

“我1995年摆摊，南京在1998年以后才成立城管，当时街上随便摆。”在城管出现之前，陈光标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168的成本加上外壳，改装以后成本不到800块钱，因为陈光标拿到了专利证书，他市场标价6800一台，当时市场上允许开个人诊所，陈光标的仪器一度供不应求。从1995年摆地摊到1999年，陈光标挣了8000多万，这也是他的第一桶金。

（六）马云

1994年，马云和朋友一起创办海博翻译社，这是马云第一次创业，而创业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态，第一个月收入700元，连房租都覆盖不了。

入不敷出的状态让马云思考着其他赚钱的可能性，为了维持翻译社运营，马云背着麻袋前往义乌批发鲜花、工艺品、内衣、袜子，白天工作，晚上摆地摊。“我们发现卖鲜花、卖礼品可以赚点钱，赚来的钱至少可以付掉房租，所以我就坐车从杭州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

在摆地摊之余，马云决定上门推销商品，对象包括医院、赤脚医生，英语班的学生也帮他到百货大楼门口发传单、拉横幅、做宣传，受尽了路人白眼，完全没有高大上的翻译公司范儿。正是这些地摊外快维持着公司的开支，让海博翻译社得以生存下来。3个月之后，公司开始平衡运营，不再面临窘境。

摆地摊的这段经历，在某些程度上使马云了解了小商贩和销售的艰辛，如何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马云带着他的愿景又出发了，后来，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阿里帝国诞生的故事。

（七）蔡文胜

1985年，15岁的蔡文胜在老家街头被抓了。原因是摆地摊卖打火机，而打火机的正反两面，贴着性感的比基尼辣妹，据说这种打火机在20世纪80年代很受小青年欢迎。抓蔡文胜的理由是有伤风化，关了一个星期才放出来。

这便是蔡文胜“卖油条、摆地摊、卖衣服、卖盗版光碟”的传奇经历之一。蔡文胜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对这件事耿耿于，现在他释然了，他说：“如果不成功，以前受的苦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成功了，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蔡文胜曾回忆：“当时中国没有几个歌星，大家听的就是邓丽君，但是当时在大陆几乎是买不到邓丽君正版磁带的。”于是，翻制磁带卖成了蔡文胜挣得“巨额”收入的渠道之一。据楚天金报报道，依靠翻制磁带，蔡文胜当年一天能赚一百多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全国城镇职工人均月收入不到100元。敢拼敢赌的蔡文胜，不在乎条条框框，善于找漏洞、找窍门，摆地摊发家的他最终拼出了美图。

（八）宗庆后

宗庆后42岁时才开始创业，东拼西凑了14万，接手连年亏损的校办工厂。创业之初的宗庆后，简单地粉刷了一下墙壁，买了几张办公桌，就开始营业。

他的生意，主要是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摆小摊，到处卖冰棍、汽水，还有作业本、稿纸等，一根冰棍4分钱，卖一根只赚几厘钱。“因为你没有名气，包括他们开展销会，我去的话只能在门口摆地摊。“每天起早贪黑，宗庆后风里来雨里去，只为多赚一点钱。就这样，靠着蹬三轮车到处跑业务，宗庆后第一年就赚了10万。

在摆摊、跑业务过程中，宗庆后发现，虽然当时已经过了困难年代，大家已经不愁吃穿，但不少孩子都是面黄肌瘦。

宗庆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如果开发一个营养产品，一定会很受孩子和家长欢迎！后来，娃哈哈营养液横空出世，一推出就风靡全国，娃哈哈集团也由此腾飞，很快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品牌。从摆地摊、搬砖到拥有今天的成就，或许宗庆后自己也没想过，当年那个蹬着三轮车四处送货的42岁中年人，3次成为中国首富。

三、各大企业出台实实在在的扶持措施支持摆地摊

巨头发力，支持摆地摊 摆“地摊”大热，包括阿里、京东、腾讯、美团、苏宁等在内多家的企业，在近期公布了扶持措施。

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采取线上化运营、优惠贷款、安心消费、供应链服务、针对性培训等六大举措，助力小店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5月29日，阿里1688发布帮扶计划，将提供超过700亿元的免息赊购，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维度赋能，为超3000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

京东发布“星星之火”扶持计划，价格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500亿元的品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京东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百万家地摊，为超500万人就业提供供应链和服务支持。

6月2日，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高效快速走出困境，实现增收。

据悉，微信支付将持续通过低门槛的数字化工具能力推动摆地摊提档升级，让小微商家实现长期可持续经营。截至5月31日，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较1月疫情严重期间，全国小商家数增长2.36倍，交易笔数增长5.1倍。

6月3日，苏宁宣布推出“夜逛合伙人”计划，提供20亿元夜市启动资金的低息扶持计划，扶持摆地摊。

四、地摊经济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

（一）摆地摊成为了不少普通人和企业家处于人生低谷期的重要退路，充分激发了他们二次“创业”的力量；

企业家如果创业失败，可以通过摆地摊这一门槛低、包容性强的行业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方式和从头再来的资本。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前天喜旅行社老板郭正利了，他曾是台北喜来登酒店的门房小弟，白手起家创办天喜旅行社，身家高达40亿元新台币，并迎娶了日本石川县山代温泉首富之女。然而2011年，郭正利被爆卷入毒趴案，其是同性恋的传闻也闹得沸沸扬扬。紧接着他投资房地产一败涂地，旅行社也被观光局撤照，最终公司破产倒闭，并背负了15亿元（新台币）的巨债。将近60岁的他并没有低头，他向妈妈讨教做麻油鸡的秘方，在市场摆摊卖麻油鸡。从天未亮就去市场采购食材，到精心烹制，推摊出街、叫卖、迎客…这一切郭正利做起来毫不生分，靠双手挣钱，坦荡且大方，他的麻油鸡摊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

另外，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在职场中年龄越大竞争力越小，甚至很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基础服务业对于年龄有着明确要求，超过一定年龄就不再吸纳或者被原单位裁掉。而摆地摊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退路。比如，此前《法制日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商贩年龄大多为40岁左右，以贩卖商品维持生计，每天营业额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一收入，已经基本能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了。

（二）很多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促进了人力资本的高效产出；

宋朝是我国古代商业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关于人们因摆摊而身价巨万的记载屡见不鲜。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讲述了一位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一个小贩靠织草鞋和卖油，才几年时间，就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还不止一例，宋人笔记中，南宋初期临安著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着经营饮食摊发家致富的。

到了近代，虽然战火连绵，但小商小贩们依然于夹缝求存，他们穿梭于市井之中，乡村也有货郎挑担叫卖。很多如今的百年老字号、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当年靠从小商小贩开始，白手起家创建事业的。早年他们肩挑手提，沿街摆摊设铺，后发展成大酒楼、大商铺等。以成都现在的名小吃店为例，成都小吃往往由小摊贩的姓氏和设店开业的街道为名，招牌丰富多彩，且扣着行业特点和店址风光，像陈麻婆豆腐就是由国家命名的一家《中华老字号》老牌名店，其创业于清朝同治初（1862年）。还有成都著名的小吃担担面、毛血旺、夫妻肺片等，也都有以小摊小贩起家的小吃名店。

在现代，也有很多企业家也是因为摆摊经历，而确立未来发展方向的。比如，前文提到的马云、宗庆后等。

（三）地摊经济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

摆地摊对于人力资本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实现自就业或者增加额外收入。这次疫情对于经济打击巨大，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产生负面冲击，使其不得不面临关闭或者减产裁员的困境。对于员工来讲就是收入的缩减或者彻底失去收入， 如果是高收入人群，还可以依靠此前的积蓄渡过难关，但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啻于一场灭顶之灾。如果说国家对大企业的政策是减税和金融扶持、对中小商家是补贴，那么地摊经济的特点是非标、规模小，国家通过鼓励地摊经济，让渡城市空间租金的方式，短期内实现通过自就业和增加额外收入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给予普通人补贴。比如仅就成都一地，通过地摊经济增加了10万人的就业，以此类推，全国即使仅仅计算主要城市，也会有大几百万的新增就业。这无疑会极大刺激基础人力资本的活跃性，使其继续发挥价值，保障了基础人力资本的社会稳定性和利用率。

其次，摆地摊是大学生们沟通学校和社会的桥梁。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现在的大学生远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那么稀缺，就业困难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但由于学校和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家长也还停留在80、90年代大学生毕业就高薪就业的思想中，大学生也受到家长影响和对自身社会定位不准确，再加上经过十几年的人力资本投资，不管是家长和学生都急于变现。

然而真正变现成功的却没有几个，但是这些成功案例在经过一些机构、媒体的大肆渲染后，却激励了更多学生和家长坚定了这一思想，让他们对求职有着更高的期待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

虽然现在学校都有在学生毕业就业时，进行宣导，帮助学生找准定位。但是他人说的远没有自身的切身感受来的实际，在校期间的摆地摊可以发挥一定的桥梁作用。通过摆地摊，大学生可以提前全方位了解创业和就业的不易、自身的特长、社会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等，帮助大学生找准自身社会定位。

现在大学生在毕业后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特别是生物、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对口的行业企业，对于学生的学历、专业能力要求很高，基本是研究生起步；还有些专业就业面太窄，比如考古、哲学、图书档案管理等专业。这就决定了每年的毕业生中，很大一部分都去了对专业知识要求低的业务岗位。而摆摊前的选品、议价、进货、定价，摆摊过程中与顾客的讨价还价，收摊后的复盘等，这些可以提升大学生的项目管理能力，加深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在步入社会后取得先发优势。

综上所述，地摊经济是一种城市中的边缘经济，其由来已久，是经济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时期地摊经济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而被禁止。如今，国家为了促进经济活力、大众就业、刺激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始大力支持地摊经济。

如上文所述，地摊经济使得可参与的人力资本的层次范围广泛，从农民工到大学生或者精英阶层都可以进行。农民工可以从中获取物质资本从而用于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大学生可以依靠摆地摊获取生存条件，还要不断地增值自身资本，寻找和把握机遇；这些摆过摊的企业家们，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低，但能够从比他们文化程度更高、资源更多的同批人群中脱颖而出，还是在于他们在摆地摊的过程中找对了方向；摆地摊还可以是企业家们处于人生低谷期的重要退路，让他们拥有在失去众多物质资本后，还能有依靠人力资本重新崛起的机会。

由此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激励”理论更多讨论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不同，人力资本激励完全可以放在更宽广的社会维度来重新定义——如何更好地通过鼓励全社会劳动关系的创新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和创新：

1、在国家自去年倡导的通过要素市场激发经济活力政策执行中，或可将人的活力作为“第一要素“来激发；就好像40年前包产到户让农民产生空前的生产动力一样，地摊经济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给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做自己的老板的机会，也激发了个体的极大热情，只要有能力、肯干，就有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所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摊经济能为人的自由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多政策的便利和自由选择的机会，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力资本的活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可以顺势而为，未来在生产、科研等领域也能通过机制改革，给予人以更灵活的价值创造空间，最大限度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

2、从地摊经济可以看到，在规则下的适度自由，可以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活力，灵活用工也可在中高级人才中推广。比如面对现在职场上不少企业都难以避免的员工职业倦怠，企业应该放弃单一的、大工厂时代科层制管理机制，给员工更为弹性的工作方式，通过部分“控制权让渡”，实行更为弹性的工作关系和工作方式——更为自由的时间、办公场所等，以获得更多的绩效。特别是对于中高级人才，普遍有着工作生活相平衡的需求，如此则可以迅速促进灵活用工制度获得中高级人才中的推崇，也将让中国的灵活用工层次拓宽——从外卖小哥到高级专业人才、管理人才都能适用，更大程度促进创新和精进发展。